上週六結束武術課之後,開車前往內湖和子玲會合準備一起帶課。課堂結束以後,好奇的問子玲:「早上妳一個人搭公車前往內湖,還順利嗎?」
子玲:「遇上一個暴走的公車司機,讓我上午心情很不好。」
事情是這樣的,一開始,有一位老太太招了公車,問公車有沒有到某個地點。沒想到那司機不但不回答,還直接把門關起來,留下錯愕的老太太!隨後,當子玲按下車鈴,發現下車鈴壞了。她跑到車頭,跟司機說要下車。沒想到那公車司機過站不停。
司機憤怒的吼著:「妳要按下車鈴。」
「我有按。」子玲說。
「妳哪有按鈴?我根本沒聽到!」
「有!但你的下車鈴是壞的。」
「哪有壞?妳再去按按看!哪有壞?」
子玲跑去再按一次鈴,告訴司機下車鈴是壞的。沒想到那司機更加歇斯底里的對子玲大吼,然後繼續重複:「下車鈴哪有壞?」(持續咆哮怒吼)
子玲不想跟他爭辯,只想趕快下車。她不想再理繼續咆哮的公車司機,只希望能安全的離開。
我聽子玲講完這段經歷,納悶的問:「那其他乘客怎麼反應?」
子玲說,當時公車只有她一個人。最後她從公車的後門下,但她越想心情越差。
我聽到整輛公車只有子玲一個乘客,立刻就跟性別霸凌連結起來。我相信如果有其他乘客、又或者我也在公車上,司機也許不敢這樣對待子玲?
子玲當下會害怕,她想著:「這個人是不是精神有狀況?如果這樣的人被激怒,讓整輛公車都失控怎麼辦?會不會我也會連帶有生命危險?」
我問子玲:「妳有想過拿出手機錄影,然後把車子拍照。在下車的時候跟司機說,我會投訴你。」
我跟子玲繼續說:「如果妳這麼做了,那妳心情會好很多。至少不會讓他的憤怒殘留在妳身上。」
然後子玲忽然擔心的問:「可是,如果我這樣激怒他,他把這憤怒發洩在下一個乘客身上怎麼辦?」
「邏輯是倒過來的吧?如果妳不制止他,他才會繼續這樣對待下一個人。這不就是跟 #MeToo 事件一樣,至少要有人表態抗議,別人才會發現自己沒有反思過的行為就是一種暴力。」我說。
「對啊⋯我發現我這種想法,就是從小到大女性一直被灌輸的價值觀:就是遇到暴力或壓迫,反而要忍耐,不能更去激怒對方⋯⋯。」

其實,雖然我這樣跟子玲說,但對子玲的害怕我是了解的。因為當我回想我青少年時期被霸凌的經驗,我也是這樣告訴自己:「要忍耐!不然別人報復怎麼辦?不忍耐可能會換來更大的暴力。」
然後,這個被霸凌的經驗,就陪伴了我幾十年。每每想起,都一種說不出的屈辱在其中。
為了遺忘這種屈辱的感受,我會下意識地避開各種衝突。因為衝突會勾起我的恐懼,讓我再度相信:「我,其實是個無力去改變的人。」
取代這種屈辱感受的轉機,其實是我十多年來的武術訓練。我發現當我每一次戴上拳套、準備跟同伴進行對練的時刻,就再一次面對當時的自己。
很多時候我都會被教練跟同伴罵:「不過是輕對練,我們目標是技術。你為什麼每一次都有這麼多情緒跑出來?然後拳越來越重,不知練習的分寸?」
教練用了好幾年的時間耳提面命,有時罵到他都想下場揍我了。但這心魔就是還在,我無法讓它消失,只能跟它相處,然後在每一次練習時用具體的要點去取代那份下意識的害怕。
一個青春期的忍耐,竟然造成我幾十年揮之不去的恐懼。
暴力充斥在生活當中,小到一個公車司機、大到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面對他者的暴力,真的不是溫良恭儉讓可以去阻止的。
讓自己活在被害者的世界,殘留在心底的創傷,會逐漸讓自己成為另一種加害者。正如我在對練時,因恐懼而揮出去的拳頭反而越來越重一樣。
讓自己能在當下就處理,是我練武術之後才意識到:「原來『敢』這樣思考(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才能讓自己身與心活在這個世界是安全且自由的。」
下次記得拍照,然後馬上打電話投訴他,不管他今天發生什麼,如果不適合工作,那就應該休息。
因為不投訴他,他還是一個不穩定的駕駛,受害還是接下來的乘車者。
有時候還是要告訴自己有勇氣這個技能!
覺得能安全離開已經是當下最好的了~
因為不知道司機的憤怒的原因是什麼、會怎麼反應
如果引起更大的憤怒而失去理智,可能轉到後面的乘客,也有可能是司機自己...(沒有乘客也有可能引起其他交通安全問題...?)
但有機會(在安全的前提下) 還是希望要讓他知道這樣很危險、他有能力用非暴力的方式化解憤怒、或是我們的社會能允許一個正在工作的公車司機可以休息冷靜一下再上路....?...